而这恰好与第二类权利的基本诉求是一致的。
如果实施的是一般不良行为，原本就不属于家庭教育指导令适用的情形。从规定形式看，法律文本都将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规定在法律责任部分。
法院家庭教育指导令制度在保护法益上选择以儿童利益保护为本。如贡某与王某离婚后，小孩由贡某抚养。未成年人行为类法院家庭教育指导令，重点关注的是罪错未成年人的回归而不是对其错误行为的惩罚，是最有利于儿童利益发展的司法转介处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条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具体而言，家庭教育指导是家长接受什么教育的实体性义务，而家庭教育指导令是家长要接受指导的间接性、程序性义务。
[7]2.家长行为类家庭教育指导令扩大法定范围适用。二是间接故意，明知会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仍然实施的教育方式，如体罚、凌辱。与传统的安全威胁不同：首先，气候变化问题成因复杂，因果关系不明，发展趋势难以预测，使世界各国及其公民对气候变化的成因与影响等问题的认知并不统一。
存在制约关系意味着，不同类型的人权之间尽管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但在短期内依然可能出现明显的分歧和资源的争夺。当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我国新时代环境权概念同诞生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其立场、目标与主要内容都有许多契合之处。从这一角度来看，气候稳定权的基本内涵与环境权之无害要求高度契合，前者可被视为后者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角来看，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证明，以环境公益诉讼为核心的环境司法具有预防和救济生态环境损害、惩治环境违法行为的功能。
具体而言：首先，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问题以急性和慢性两种形式侵害着每个人享有的生命权。但除了赋予公民主观权利的路径以外，环境权保障还可采用规定客观的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路径。
但《意见》和《方案》等涉及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主要政策文件尚未明确将环境权保护的有关内容。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并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作贡献，在其领导下，我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人权保障体系，而司法救济是其中极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作用不仅体现在司法诉讼为人权保障和救济提供了基本途径，还体现在司法过程本身的公正性亦关系到人权实现的完整性。最后，更加稳定的气候不仅几乎不会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还能为人类提供更适宜的生存与发展环境，这显然与新时代环境权对优美生态环境追求是一致的。因此，即便是基本权利理论发源国的德国，也采取了一种相当谨慎的态度对待给付请求权。
换言之，采取应对气候变化措施有助于气候的稳定，避免有害的气候对人民构成威胁和损害。简言之，我国新时代环境权概念是对传统环境权的继承与超越，其并不止步于追求无害于人类的生态环境，而是进一步承认了公民应享有在优美生态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是一种新的权利类型。其次，气候问题主要表现为大气温度不正常上升与频发的极端天气，正是气候的这种不稳定表现构成了对公民人身和财产的威胁。具体来说，第一类权利主张并非有关环境权的主张，且通过环境权实现，这类权利诉求通常也能得到满足，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无需对此给予特别关切。
在保育森林资源，提升森林覆盖率，优化监管措施时，应考虑并保证原住居民的程序性权利，对其造成的损失应及时给予补偿。另外，相对于赋予个人具有请求权能的主观权利来保护人权的传统路径，规定国家负有人权保障义务的路径更适合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环境权保障的需求。
为化解应对气候变化与其他人权之间的分歧，尽最大可能实现求同存异，兼顾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环境权的保障及人权事业的整体发展，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环境权保障协同发展时，有关部门应当以整体系统观为理论指引，正确认识人权的整体性价值及不同种类人权之间的固有分歧，在推广清洁能源的同时，应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提供适当补贴，为能源消费者创造便于获取和使用清洁能源的条件，保障能源结构平稳调整。在多数情况下，运用既有的法律制度就可以实现前述权利的救济，而不需要借保障环境权之名创设新的法律制度。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目标明确揭示了我国对气候变化背景下人权问题的关切，也表明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一。这种模糊性来自于环境权概念与实现标准。然而，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下，人类可能连基本的安全需要都无法得到保证，更遑论更高级的精神需要。包括森林覆盖率提高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对各类环境污染问题的预防与治理，离不开对现有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离不开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满足和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追求。其次，气候变化的恶劣影响还会危及人的身体健康。然而事实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与部分人权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价值分歧。
（一）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应受保护的环境权类型环境权是一个内涵模糊的概念，似乎只要是与某种环境问题或环境要素相关的利益要求都可能被冠名为某种环境权利。总而言之，依据整体系统观的理论要求，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环境权协同发展并非仅将环境权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范围，也不单单只为环境权实现创设直接有力条件，而是应当将人权作为一个整体纳入认识和考量的范围，在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环境权的同时，不对其他人权的实现造成实质性阻碍或不利影响。
面对气候变化公法诉讼面临的各种质疑和气候变化私法诉讼的坎坷道路，我国应采取能动司法的模式来满足气候变化诉讼发展的现实需求。这一问题进一步导致了国家很难清楚地确定哪些环境要素应当被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的保护范围（以提升该环境要素的质量），更遑论更深层次的协同保护手段、力度、目标等。
有关该权利与环境权的关系可有如下认识：首先，气候是环境要素的一种，属于环境的下位概念，故建立于气候之上的权利应当被认定为是环境权的一种具体形式。换言之，环境权在概念和实现标准方面的模糊性使司法机关很难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就环境权保护问题作出统一、连续的裁判，从而制约通过气候司法保护环境权的实际效果。
因此，适当的减排降碳措施对保障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这些人权又是环境权实现的基础，或至少有助于环境权保障。但就现实情况而言，由于心理健康问题及具体损害难以认定，同时精神损害的结果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非常模糊。第三类权利则与新时代环境权概念直接相关，主要表达权利人对舒适宜居气候的需要。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因高温天气而患脱水、中暑和热衰竭及因近地面臭氧污染而患肺部疾病的概率将增加。
当然，我们仍不可忽视国外气候变化诉讼实践表露出的各种问题。健康权是一种兼有消极性和积极性的权利，其消极层面的含义也是其最基本的要求便是：公民有权享有身体完整和健康不受侵犯。
当财政能力无法支持各项给付请求时，宪法的权威性就会受到严重打击。为保障双碳目标顺利落地，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代表的1+N政策体系。
第二类权利强调气候稳定的重要性，旨在要求个人人身和财产安全免受气候变化的威胁或侵害。首先，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权还是新时代环境权，尽管我们可以给出足以概括环境权内涵的定义，但仍不能弥补环境权概念的模糊性。
在前述价值分歧的影响下，倘若我国忽视其他人权的实现要求，推行较为极端的应对气候变化举措，不仅不利于人权事业的整体发展，最终也会削弱环境权的实现基础。全球变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不仅会使海水倒灌，污染沿海地区淡水资源，还会淹没沿岸土地或岛屿，危机近海和岛屿地区居民生存，使其被迫迁徙等。前述论证表明，对于人权（环境权）保障和应对气候变化而言，司法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在二者交叉的领域之中，基于人权的气候诉讼依然具备促进二者同步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前述有关我国碳达峰、碳中和主要行动方案与新时代环境权主要特征之间的契合性表明，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实施过程实际上也是新时代环境权的实现过程。
根据《意见》的相关表述，采取应对气候变化举措则是我国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必然选择。这一矛盾表述直接反映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机制的乏力与无奈：一方面，支持赔偿气候损害的国家大多是欠发达岛屿国家，其孱弱的国力决定了它们很难在国际谈判中取得足以推广其主张的地位。
因此，与气候稳定权类似的、以合法权益免受气候问题侵害为基本诉求的权利都可以视作传统环境权概念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体现，可归纳为一类权利，并以保障传统环境权的法律手段加以应对和保护。因此，在个案层面，哪些心理损害事实是由环境问题导致的，进而应当纳入环境权保护范围，是一个存在巨大争议的问题。
这不仅在形式上违背了宪法秩序，更有以精英主义的决策模式代替代议制民主之嫌。一方面，我国是碳排放大国，为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作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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